匿名
未登录
登录
医学百科
搜索
查看“中国医学通史/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础理论”的源代码
来自医学百科
名字空间
页面
讨论
更多
更多
语言
页面选项
Read
查看源代码
历史
←
中国医学通史/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础理论
因为以下原因,您没有权限编辑本页:
您所请求的操作仅限于该用户组的用户使用:
用户
您可以查看和复制此页面的源代码。
{{Hierarchy header}} == 一、[[阴阳]][[五行]]学说研究== '''(一)[[阴阳学说]]的研究''' 方法论意义的阴阳学说研究:自西医学传入我国,阴阳学说作为方法论在近现代对[[中医学]]是否还具有意义,在学术界就有争议。五十年代,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发展成为一场较大规模的争论。“文革”中,有关教材对阴阳学说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给予定位。“文革”后,随着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国外自然科学界的最新观念被迅速介绍,在[[中医]]界这一事件被作为重新认识中医的契机。以多学科(如高能[[物理]]、模糊数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研究中医为名义,对阴阳学说的意义有趋于积极方向的评价。至九十年代,工作仍在继续。 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的阴阳学说研究:阴阳的对立统一模式,在中医脏象、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运用。“人生有形,先别阴阳。”“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阴阳的对立消长,依存互根,相互转化规律在以前易被认为只是一种思辩理论。阴阳模式的现代研究开展较多的是从cAMP/cGAP来研究其物质基础。1973年,国外学者Goldbeig首先提出人体信息传递的[[第二信使]]系统cAMP/cGAP两种[[环核苷酸]]之间存在着类似阴阳的关系,一般以cAMP为阳,cGAP为阴。上海[[内分泌]]研究所邝[[安坤]]1978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阳虚]]病人内分泌,[[免疫]]和环核苷酸变化的初步观察”,经20多种疾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学说,从而引起对阴阳学说关系模式的重新肯定。1979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夏宗勤在《[[中医杂志]]》发表“中医‘[[虚证]]’理论的初步探讨([[阴虚]]和阳虚病人[[血浆]]环核苷酸含量变化的比较)”一文,指出阴虚时,cAM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无明显降低;而阳虚病人,cGA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明显降低。1980年陈奇在江西中医药杂志上发表“cAMP、cGAP与中医阴阳学说”的文章。随后在各类[[证候]]如阴[[阳虚证]],气[[血虚证]],寒[[热证]]等开展了与cAMP/cGAP变化的相关研究。在对临床[[辨证]]为阴虚、阳虚的病人所作大量工作表明,阴虚时主要为cAMP升高;阳虚时主要为cAMP/cGAP的比值降低。 作为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阴阳学说的研究:即一般称为[[阴气]]、[[阳气]]的研究。这方面又有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的区别,后者可参见证候研究部分。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之分往往只是见仁见智之别。此外,[[寒热]]的研究与阴阳学说研究也有密切关系,可参照。 '''(二)五行学说研究''' 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其方法论意义,而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和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五行学说的研究较少。其发展历程与阴阳学说同步。五、六十年代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也在于阐述其哲学意义,但已有从控制论角度论述五行学说的论文,如当时的《中医--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一文在八十年代有较大影响。在“文革”后的多学科中医研究中,有关控制论原理与五行学说原理的研究是这一热潮的肇基,也是其重点。1978年刘冠军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从控制论看中医五行学说”,这一研究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对计算机中医诊疗系统的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如宋瑞玉的《控制中医学》等系统性著作。[[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王庆文90年代运用计算机控制论原理探讨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及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 二、脏象[[经络]]研究== 脏象,即“藏于内,象于外”之意,[[脏象学说]]也即中医的生理学说。中医学的特点是治疗学较[[病理学]]完善,病理学又较[[生理学]]完善,因此,生理学说虽有其自身内容,而大量的是从病理学说(证候学说)甚至治疗学说逆推的部分,可参见证候学说、[[治则]]研究章节。但要注意此二者的研究内容往往名同实异。广义而言,中医生理学研究还包括[[解剖学]],[[心理学]],体质学等的研究。经络是中医生理学的另一重要方面。从学科结构而言,生理学是中医学的前沿。 '''(一)脏象学说研究''' '''脏象学说研究总论:''' 李聪普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有系列的“中医生理学研究”。七十年代季钟朴形成现代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框架,认为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有四个方面:即[[阴平阳秘]]——对立统一观;五行生克乘侮——联系整体观;天人相应——机体与环境统一观;司外揣内——宏观生理学的方法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医学]]的[[应激]]学说在中医生理和病理研究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八十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1928年提出的[[稳态]]学说被引用于说明中医的阴阳稳态学说,而有阴阳稳态、自稳态、自组织稳态等多种学说提出。1991年季钟朴主编出版《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分总论,中医“气血”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心脉”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脾胃”、“肝胆”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肾”的生理学基础,中医[[整体论]]的生理学基础六篇论述。山东中医学院张颖清提出[[生物]]全息胚学说。 '''脏象学说的[[解剖]]意义研究''' 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解剖学至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和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处于滞缓状态。聂青保提出中国在公元前就在解剖上与西方不同,且一直未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学]]。[[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认为:“以整个解剖言之,实极幼稚。”因而中医脏象学说中有关解剖部分出于揣摩者居多,甚至有中医脏器是“功能性脏器”之说。较早对中医解剖学及生理学进行现代意义的探讨的是刘广州,在1955年《中医杂志》上有“祖国医学对解剖及生理学的认识”系列文章。[[黄胜白]]1955年也在《中医杂志》发表“二千年前中国的人体解剖学”。后,对古籍中中医脏器仅有的解剖学记载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多有比较,有用于探讨古代解剖的科学性,更用于探讨二者的真实联系与区别。如对脾与[[胰腺]]关系的研究。1977年[[广州中医学院]]王建华从[[脾虚]]证候实质研究结果认为[[脾脏]]与[[消化]]、[[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等有关。北京中医研究所危北海1980年分析80例中医[[肝病]],其中急[[慢性肝炎]]12例,说明中西医学对[[肝脏]]解剖位置、生理功能有一些共同认识等。黄铎香1982年前后在《泰山医学院学报》发表系列文章,论述中医[[五脏]]的解剖生理学基础。中医脏腑的解剖定位讨论从时间来看以六十年代为主,尤以[[三焦]]的争论更突出,如“三焦有形和无形问题”,“关于三焦之我见”等。 == 三、气血研究== '''(一)气血虚证的研究''' 1964年[[上海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舌象]]研小组建立慢性[[失血]][[气虚证]]模型。刘亚光1979年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发表“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气”的本质”,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中医学院王明辉对“气”的本质也有较多理论研究。北京中医研究所1980年对发现[[慢支]][[气虚]]患者红[[细胞电泳]]率明显降低。在气虚证与第二信使系统(cAMP/cGMP)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多数作者报导血浆及局部组织的cAMP含量下降。宋崇顺1981年对部分心肺疾病的气虚证病人,以及模拟气虚动物模型进行[[血液]]流变学测定,发现其血粘度增高。鲍延熙等1981年对[[冠心病]]研究发现气虚患者以血液动力学改变为主,与[[血瘀]]病人之全血比粘度改变为主不同。丘洪发等1981年从肝[[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角度研究其本质。廖家珍等1982年从血浆及[[心肌细胞]]cAMP含量角度研究。1982年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气血研究室报导气虚患者存在[[心血管]][[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对副交感和[[交感神经]]功能有不同程度影响。[[北京中医学院]]陈文为1983年等提出从生物能学和血液学角度研究气的本质的思路。李冰星1983年对气虚病人脉图参数作观察。罗陆一等1986年报导了与[[血清铜]]、锌、铜锌比值、锰、铬含量的研究。[[韩明向]]等1987年报导气虚患者全血比粘度、体外形成[[血栓]]的长度和重量均明显增加,说明了气虚可致瘀。吕志平等1987年观察了气虚患者的甲皱[[微循环]]变化。在气虚证与[[微量元素]]研究方面。[[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郑俐利1989年报导气虚患者血浆cAMP、cGMP均下降。1990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医科]]胡国庆等对气虚证与甲皱微循环关系进行研究。1991年周光耀等探讨了气虚证的[[能量代谢]]研究。 '''(二)[[活血化瘀]]治则和[[血瘀证]]实质研究''' 活血化瘀是中医治疗血瘀证的重要治则。活血化瘀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对[[活血]][[化瘀方]]“[[冠心Ⅱ号]]”[[复方]]及[[芳香温通]]复方[[宽胸气雾剂]]进行了抗[[心肌缺血]]及其机理研究。“文革”中,随着[[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宫外孕]]研究的开展,活血化瘀治则的机理研究渐受重视,并进一步发展为对血瘀证实质的研究。这一研究已成为我国治法和证候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研究方法上,在明确血瘀证诊断标准的基础上,临床与动物实验同步研究,在血瘀证动物模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了活血化瘀研究专业委员会,出版了《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等专著。 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在活血化瘀法对[[心血管系统]]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对血液流变性、[[血液系统]]的作用,对[[肿瘤]]的影响,活血化瘀的[[抑菌]]抗炎作用,对疼痛的作用,降脂作用,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的研究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1982年中医研究院鉴定的成果“中西医结合[[益气活血]][[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塞]]临床及实验研究”。 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始于1960年,用固定[[方剂]][[通脉灵]]治疗[[硬皮病]]系列工作。1960~1964年以通脉灵为主进行辨证加减治疗[[全身性硬皮病]]104例、[[局限性硬皮病]]84例,绝大多数病人有一定疗效,治疗后[[皮肤]]变软,少数病人皮肤形态学显示不同程度的好转,[[血液循环]]特别是微循环有明显改善。按[[异病同治]]的原则,治疗[[烧伤]][[瘢痕]](23例)、[[象皮病]](10多例)等,均收到一定的效果。1971年,有单位成立了全院性活血化瘀研究协作组,从临床、药物、理论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山西中医研究所[[内科]][[肾炎]]组1975年报导运用活血化瘀药物为主的“[[益肾]]汤”具有抗[[变态反应]]性[[炎症]]的作用。 七十年代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采用活血化瘀治则,选用冠心Ⅱ号、[[川芎]]等药物,对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塞]],[[脑卒中]],[[高血压]]急症及[[血栓形成]],具有较好疗效。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冠心Ⅱ号、川芎、[[丹参]]、[[赤芍]]、红花、[[益母草]]、[[蒲黄]]、[[莪术]]、[[当归]]等活血化瘀药进行了[[生化]]、药理、[[心肌]][[血小板]][[超微结构]]的实验研究。初步阐明活血化瘀一些作用原理,活血化瘀药物的抗血栓形成、溶血栓、改变血栓结构、降低[[纤维蛋白]]血栓稳定性作用及抗心肌缺血和[[坏死]]作用等。 血瘀证实质研究:“七五”期间,国家攻关项目“对血瘀证的证候特异性,证候引起的机体内部形态、生理功能的变化及证候发生机理研究”。包括血瘀证诊断研究、血小板功能改变与血瘀证辨证关系的研究、[[肝郁]][[气滞血瘀]]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血[[郁证]]实验动物模型的研制,活血化瘀方药的研究五部分内容。[[北京医院]]吕秉仁1995年归纳血瘀证的病理包括:①血液[[循环障碍]],特别是[[静脉血]]和[[微循环障碍]]造成的[[缺血]]、[[瘀血]]、[[出血]]、血栓、[[水肿]]等病理变化;②炎症所致的组织[[渗出]]、变性、坏死、[[萎缩]]、[[增生]]病理变化;③[[代谢障碍]]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 == 四、寒热[[虚实]]的研究== 寒热虚实的研究实质上是中医“[[八纲]]”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研究较早见于侯灿1962年在《广东中医杂志》上发表“八纲作为机体典型反应状态学说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实践意义”,1964年在《中医杂志》发表“‘八纲’[[病理生理学]]初步探讨”,1965年在《中医杂志》上发表“关于八纲病理生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等系列文章。[[徐上林]]1962年在《广东中医》发表“对‘寒热虚实’实质的初步探讨”文章。以及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研究小组1973年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学研究小组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虚损]]之[[病机]]探讨”,1975年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八纲’之[[病理解剖学]]基础初探”。其后,寒热研究主要见于[[北京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谢竹藩、梁月华等的研究。 寒热是八纲的两个重要方面。寒热含义有二:病因与病证。1962年徐上林报导,[[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寒证患者[[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1963年林果为报导[[虚寒证]]患者受冷刺激后[[血压]]不升高反而降低,恢复也慢,[[虚热证]]患者相反。1963年严守正报导虚热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高者占30%。侯灿于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步探讨中已提出“寒”或“热”也许可以看作是以热量不足或热量过剩为其共同发病学原因的一种机体典型反应状态。病理形态上,1975年重庆医学院报导,寒证患者多为[[慢性炎症]]病变,[[血管]][[充血]]已不十分明显,渗出的炎性细胞以[[淋巴细胞]]、大[[单核细胞]]为主,热证患者则多为[[急性炎症]]。 北京中医研究所1975年证明虚寒证患者皮肤[[电位]]减弱,是交感神经活动减弱的表现。虚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1978年桑木崇秀研究寒凉药和[[温热]]药的作用,他选择健康人于分别服热药和寒药后观察冷水刺激皮肤的复温过程。1979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提出[[脾胃虚寒]]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者占56.2%。 北京医科大学1979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中医寒热本质的初步研究”,注意到寒证患者与[[大鼠]]模型尿17-羟明显减少,热证患者及模型则排出量增多。并证明热证患者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加强。寒证患者则降低。为了客观地综合反映整体的[[植物神经]]平衡状态,[[北京医学院]]1979年用因子分析方法制成了回归方程式。 1979年北京中医研究所用热性[[中药]]喂饲动物建立阴虚模型;李树毅、郭永惠1981年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脾阳虚]]患者尿17-羟排量下降。1982年张万岱提出脾胃虚寒者中枢抑制过程增强。赵伟康等1982年发现虚寒证的[[甲亢]]患者尿17-羟也低下。 1982年起北京医学院梁月华经多次改进,用寒凉药、温热药建立寒证、热证动物模型;并在以后对造型方药作不断简化、改进;在动物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肾上腺皮质]]功能、[[卵巢]]功能、[[体温]]调节、[[消化系统]]等的研究。1982年北京医学院也证明了寒证时中枢抑制占优势,热证时中枢[[兴奋性]]增强。1984年刘光旦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肾阳虚]]患者[[月经周期]]错后者(大于38天)比虚热证患者多一倍。叶雪青1984年证明[[月经失调]]的热证患者交感神经功能偏亢,虚寒证者大多交感神经功能减弱或[[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谢竹藩等1986年发表“从尿中[[儿茶酚胺]]及cAMP、cGMP的排出探讨中医寒证、热证本质”;梁月华1988年从动物实验上对此提出进一步根据。 1989年起[[上海中医学院]]匡调元、张伟荣等开始从动物实验角度研究寒热体质。1991年张伟荣报导以体表温度为标准筛选自然寒体和热体动物;1991年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建立[[补气]]法[[实热证]]动物模型;1994年匡调元建立热体加五三粉法[[内燥]]模型;寒体加[[蜂蜜]]猪油法[[内湿]]模型;1995年江西芜州中医学校何晓晖建立辛温[[燥热]]食物法[[阴虚内热证]]模型。 多种研究表明,热证时机体的物质[[代谢]]特别是[[分解代谢]]亢进,能量代谢升高,[[产热]]效应加强。寒证则相反,[[神经系统]]功能活动、[[内分泌系统]]、环核苷酸、[[前列腺素]]进行的研究。从神经系统方面,早年即有报导寒证患者的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早年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研究“证”的本质大多是结合阴虚和阳虚进行的。 虚实的研究多见于各脏腑虚[[实证]]的研究,可参见证候研究一节。[[虚劳]]的研究中与血液病相关的“[[血劳]]”研究较多,如[[中日友好医院]]梁贻俊1995年对血劳与[[红细胞]]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 == 五、[[诊法]]原理研究== '''(一) [[舌诊]]研究'''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着手以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医的客观化研究,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对中医的某些诊断方法的客观化研究;一是通过对中医学中的一些脏腑功能的本质、作用机制的探讨进行客观化研究。 '''(二)[[脉诊]]研究''' 中医[[诊脉]]全凭经验和手指主观感觉,缺乏客观指标作为判定[[脉象]]的标准,所谓“心中易了,指下难明”,不仅初学者难以掌握,即使在有经验的中医师之间,有时对同一脉象也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所以脉诊的客观化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在脉诊客观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重点是探求、研制能全面反映中医脉象特点的精确度大、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脉象仪。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应用杠杆式[[脉搏]]描记仪,试图通过机械能的作用,直接描记高血压[[弦脉]]脉搏波形,但失真性较大。五十年代末,有人研制出以[[酒石酸]]钾钠压电晶片为换能器的脉搏描记器,将中医寸、关、尺的脉搏,通过换能器转换为电能加以放大描记,初步确定了中医弦脉、[[滑脉]]、[[平脉]]等的特征图形,1959年,进行高血压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研制的“20型三线脉象仪”,首先实现了寸、关、尺三部[[切脉]]压力的任意调节和客观定量测定,以及与指感基本一致的压力脉象波型的描记。该仪器在临床试用取得大量的实验数据。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研制出各种不同换能器(如半导体硅应变片换能器,电感式压力换能器,电阻抗式换能器)的脉象仪,不断提高换能器的灵敏度,精确度,并改进探头的造型。 近年来有些单位还将声象图仪、频谱分析应用于中医脉象研究。七十年代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利用电子学的新进展,研制出性能较好的脉搏图机(后来改进为BYS-14型),所描记的脉搏图能反映出十余种脉象。为用脉搏图形识别这些脉搏打下了初步基础。七十年代末北京中医学院采用测量脉搏图参数,进行[[系统分析]],来描述弦、滑、细、平等脉象的脉搏图特征,从定性推进到定量。八十年代初魏韧提出多因素脉图识别法,将切脉时医师的应指感觉分解为八种成分,其不同组合构成各种脉象。还研制出MTY-A型脉图仪,在传统的波形图外尚可描记各种取脉压力下的脉搏幅度趋势图及[[脉管]]粗细图,认为可综合上述八种指感成分,因而能反映出所有各种脉象。 近来(1987年)李景唐对这种多因素脉图识[[脉法]]作进一步论证,并研制出MX-5型多功能中医脉象仪,在以上三种图之外,增加了脉率趋势图,利用这四种图设计出27种中医脉象图谱。此外,浙江大学研制出一种多维脉象信息检测系统。中医科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制出中突型三探头传感器以及测[[寸口]][[动脉]]弯曲振动的传感器,特别是研制出一种能测定表浅动脉运动和截面变化的仪器。并研制了不同类型的中医脉象教具,如脉象模拟装置,电子脉象教学仪等。物理学中的进展,如流体力学的研究,各种传感器的设计和研究,都对研究中医脉象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脉象的形成机理的临床研究上,北京中医学院1975年观察[[上消化道出血]]病人与孔脉的关系,并描述其脉搏图特征。在脉象形成机理上,[[成都中医学院]]附院内科1975年,陈德奎1983年探讨弦脉的形成机理,认为主要涉及总[[外周阻力]]、[[心输出量]]和动脉[[顺应性]]三个因素。1983年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发表对脾胃虚证患者[[虚脉]]脉象的研究,湖南中医学院李绍芝1987年报导对[[心气虚证]]病人脉图参数的观测。1977年以来,上海中医学院费兆馥等采用脉象仪进行了脉图的定型,辨识以及脉象信息的模拟发生;观察生理状态下的脉图变化,脉象形成机理的探讨,脉图的临床研究等。黄世林1986年从临床实用出发,用阻抗传感器研究了各种脉象的寸口[[桡动脉]]血流图。[[广西中医学院]]唐农等1992年报导了冠心病[[心气虚]]患者[[寸口脉]][[超声]][[多普勒]]血流图的初步研究。报导[[妊娠]]与脉象关系的实验材料较多,结果也较一致,验证了“妇人[[脉滑]]数而[[经断]]者有孕”的中医理论。如傅骢远1987年在全国[[四诊]]研究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滑脉的实验研究”。有的学者还进行了正常人的脉象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脉象动物模型研究上,1982年左箴建立[[戊巴比妥钠]]应用脉微欲绝模型;1983年陈德奎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弦脉模型,及[[桑寄生]]应用滑脉模型;1985年黄世林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鬼祟脉模型;并通过改变心率,改变[[心脏]]、血管功能,改变血液粘度,改变[[血容量]]等方法建立了浮、迟、数、滑、涩、弦、紧、细、弱、伏、孔、结、代、釜沸、虾游、[[交替脉]]等模型;1990年郑小伟建立[[冷冻]]法[[迟脉]]模型。 '''(三)其他诊法研究''' [[腹诊]]的研究:萧熙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发表“腹诊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的文章。较为系统论及腹诊的古籍是《[[黄帝内经]]》,对瘀血腹诊进行系统阐发,使之成为独特诊断瘀血而辨证用药的一种方法,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古方派勃兴之后,对《[[伤寒论]]》中的腹诊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发展了瘀血腹诊。八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对瘀[[血腹]]诊法进行了研究。 国内近年研制出根据经络感传规律与特点的[[经穴]]电参量自动循回检测系统。可多点同步检测体表的电参量等。 == 六、证候实质研究== 证候实质研究的发展。吕维柏认为,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的区别在前者治疗时针对体现整体变化的“证”,后者则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认识层次上后者较浅,属于感性认识;前者较深,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阶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科研以临床实验性描述研究为主,西医诊断,中医药治疗或[[联合用药]],按西医指标观察疗效;1958年以前,中医临床研究侧重于单验方研究。辨证论治虽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辨证论治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58年,那时候第一批西学中班学员毕业,并开始了其对中医学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采用西医诊断,临床上辨证分型治疗的方式,并开展实验研究,这种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主体,在[[骨折]]研究,[[针麻]]和经络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肿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领域中得到体现;并总结出“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证和脏象生理学研究和证候实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诊法研究起源于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性质看,五、六十年代实验研究人员以西学中医务人员为主,七十年代末以后则和中医中药人员并重。 八十年代中,证候研究列入中医“七五”攻关课题,本领域引起中医界广泛重视。其研究复盖面广,据不全统计,全国除三省一个自治区外,约26个自治区及解放军共计百多个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重点地区为:上海、北京、辽宁、吉林、广东、福建、贵州等。 此期间获得较大数量的成果如:“[[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的对比观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中的变化和中医虚证([[肾虚]])的联系以及应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的效果”,“[[肾虚证]]β[[肾上腺素受体]]M[[胆碱受体]]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及某些[[滋阴]]助阳药的调整作用”,“中医‘[[肾主耳]]’理论的实验研究”,“[[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脾主运化]]’的实验研究和[[健脾益气]]法则的作用探讨”,“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及实验研究”,“脾虚型[[萎缩性胃炎]]临床及实验研究”,“重症肌无力[[脾虚证]]型的辨证论治、疗效和治疗机理研究”,“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血瘀证关系的研究及高原中药防治气虚、血瘀证疗效分析”,“血瘀证证型研究”,“[[肝阳上亢证]]的研究”,“肝瘀气滞血瘀临床和实验研究”,“心气虚的实质及[[生脉散]]对[[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气虚证的临床辨证规律及[[党参]]、[[黄芪]]治疗作用研究”,“阴阳计量辨证模型与辨识软件系统”,“[[劳倦]]饥饱致脾虚动物模型研究”,“[[痹证]]的实验模型与现代病理基础研究”,“中医气血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气血相关理论及其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等。 == 七、治则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则研究''' [[扶正固本]]治则的提出是随着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七十年代全国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非常活跃,取得可喜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其已有专著出版。 197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根据九省市协作组的研究结果,修订了《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防治方案》。在支气管哮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发现本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并提出“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的观点。30年来[[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治疗学的中西医结合既提高近期疗效,也提高远期效果,为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而发掘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则具有普遍意义;陕西防治慢支炎协作组七十年代以来对[[痰饮]]丸防治[[慢性气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肿瘤组1974年后对[[六味地黄丸]]抑制[[食管]][[上皮细胞]]增生在临床及动物上做了系统实验,肯定了其效果。[[上海龙华医院]]1975年报导[[补阳]]药能使动物[[抗体]]生成时间提前,[[养阴]]药能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1976年报导了对“扶正培本”治则实验研究的结果。从[[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抗[[疲劳]]等方面作阐明。张文亮1979年报导“在特别注意检测条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参、[[白术]]、[[茯苓煎]]汤内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黑龙江中医学院1979年报导用扶正一号方([[仙灵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陈皮]])治疗严重肺心病病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医科院1978年报导黄芪能使机体产生[[干扰素]],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药物对肿瘤病人免疫状态的影响引起广泛注意。天津人民医院1974年报导用[[补肾健脾]]扶正药配合[[化疗]],治疗48例[[淋巴瘤]],对保证化疗的顺利进行有明显作用。刘亚光1978年报导不少扶正中药如[[茯苓]]、[[薏苡仁]]、黄芪、白术、[[百合]]、[[麦冬]]、[[白芍]]、山药、[[豌豆]]、[[蘑菇]]、[[甘草]]、[[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两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综合不少单位报导用[[温补肾阳]]或[[益气养阴]]药物为主,适当配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药物治疗多种肿瘤,使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临床症状也趋好转。 补肾治疗的研究:通过病理观察,发现肾阳虚者肾上腺、甲状腺、[[睾丸]]等[[内分泌腺]]体有功能低下的形态学改变。温补肾阳药可调节下丘脑—垂体及其靶腺轴的功能,其中对肾上腺轴的影响较大;[[鹿茸]]、仙灵脾、[[附子]]、[[苁蓉]]、[[补骨脂]]及六味地黄丸等[[补肾方]]药有调节[[神经内分泌]]的功能。[[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对补肾法和[[健脾]]法[[延缓衰老]]的效果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效果更为显著。邝安坤发现附子和[[肉桂]]两味助阳药之间也有明显的互相制约现象可相互缓和它们过于猛烈的作用。 温补肾阳药(肉桂、[[仙茅]]、[[菟丝子]]、[[锁阳]]、[[黄精]]等)能使以粗制[[胎儿]]甲种[[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体提前形成;[[滋补肾阴]]药([[鳖甲]]、[[玄参]]、[[天冬]]、麦冬、[[北沙参]]等)能使抗体时间延长。发现补肾药黄精、[[首乌]]、[[杜仲叶]]、[[狗脊]]、锁阳、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轻度的免疫激发作用。[[补肾阳]]方药动物灌服有增加红细胞、血色素及网状红细胞的作用;滋阴药可防止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川断]]、[[杜仲]]、当归、鹿茸、熟地、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白芍、陈皮等能促进[[骨折愈合]],并可改善动物摘除睾丸后所引起[[骨质疏松]]和溶骨现象。[[温肾]]方、[[利水]]方,[[温肾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实验性肾炎[[肾脏]]的病理变化,延长造型动物存活时间。仙灵脾提取液对正常[[麻醉]]家兔和肾型高血压[[大白鼠]]有降压作用,其降压原理可能由于周围[[血管扩张]];补骨脂对离、在体心脏均有扩张[[冠状动脉]]作用,从补骨脂中分得的补骨脂甲素和乙素(两种新[[黄体酮]]),后者有刺激Hela细胞的作用,并能显著增加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则研究''' 通里攻下治则研究是随着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从1958年开始起步。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探索阶段。通过临床实践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方法,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研究规律。大量实践证明,这一探索是成功的。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这一阶段的进展。1958年一股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强劲东风吹进[[天津医学院]],随之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1963年把[[南开医院]]改为中西医结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阶段。1971年2月6日,周总理接见了参加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恢复了生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义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班,交流了各地的诊治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又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1970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开始筹办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1971年开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证学习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证研究所。这一阶段的主要进展是,辨病与辨证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手术与非手术[[疗法]]的选择渐趋合理,实验研究初步展开,[[剂型]]改革取得进展,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起步。这一阶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开医院]]与[[遵义医学院]]合办的刊物《急腹症通讯》与共同主编的《新急腹症学》一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径。 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进入了向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七五”规划,拟在“证”(急腹证有代表性的实证与虚证)的实质探讨。“法”(主要治则)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论学说)的探讨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三)清热解毒法的研究''' 清热解毒法[[杀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鱼腥草]]、[[穿心莲]]、[[银花]]、[[黄芩]]等在临床上广泛使用。[[鱼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术]]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获甲级愈合,且优于[[抗菌素]]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强,在稀释到1∶40000浓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仅其抑菌谱及抑菌强度各有不同。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汤]]能明显提高被[[乙脑]][[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称[[空心苋]])注射液对[[流感病毒]](70-5株)、[[乙脑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显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疗880例[[乙型脑炎]](其中极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为较重型与轻型),治愈率达89.5%。此外,清热解毒药物有减毒、[[解毒]],对[[无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渗出及提高[[吞噬细胞]]功能以及调整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等方面作用。 河南医学院等1973年观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树果]]等[[清热]][[解毒药]]可使幼鼠[[胸腺萎缩]]。上海儿童医院1976年报导以中药[[三黄汤]]为主([[茵陈]]、[[山栀]]、大黄、[[黄连]]、[[黄柏]])治疗[[新生儿黄疸]]38例,近半数获显效。黄芩有效成分黄芩甙能抑制[[肥大细胞]]的[[巯基蛋白酶]],因此有抗[[过敏]]作用。刘亚光、汪承柏1979年综合报导[[洋金花]]、[[麻黄]]、[[苍耳子]]、[[秦艽]]、[[防己]]、[[枳壳]]、[[枳实]]、[[牛膝]]、黄连、甘草、[[泽泻]]、[[柴胡]]、[[龙胆草]]、[[荆芥]]、[[葛根]]、[[猪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质释放、[[抗组织胺]]、抗[[乙酰胆碱]],以利于治疗多种病理性[[过敏反应]]所致的疾病。 '''(四)[[气功疗法]]实验研究''' [[气功]]实验研究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59年徐丰彦即发表“气功疗法机制的研究”,观察到气功锻炼对[[呼吸系统]]功能最明显的影响是可使呼吸减慢和加深,[[呼吸运动]]描记发现练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线柔和而均匀。X线下练功时比一般状态膈肌上下活动幅度增大3~4倍。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1959年报导气功对血压的影响与单纯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莫浣螈1959年报导练气功对[[腧穴]]皮肤电流的影响。[[上海第一医学院]]气功专题研究小组1960年发现气功可明显增强和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状态。练气功时吸气、[[呼气]]对心输出量有影响。上海第二[[结核病院]]1961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腹式呼吸]]明显。“卧式[[内养功]]”有使胃肠排空加快的作用。[[武汉医学院]]卫生系1961年观察到练[[静功]]时,可使心率明显减慢。血管通透性加大。广东医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报导气功对[[大脑]]耗氧量的影响。赵连云1962年观察到气功治疗[[矽肺]]病人观察中,可增大[[胸围]],增加止息时间、肺最大通气量等。[[肺结核]]病人练功达有效阶段时,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减低。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教研组1962年报导内养功与血管舒缩关系的研究。练功入静时可使气体代谢率降低。对[[血糖]]较高者有降糖作用。项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势与氧消耗量改变的关系。气功对血压有明显影响。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等1963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血管[[运动中枢]]活动状态趋于稳定。诸云清等1963年报导气功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响。赵光胜等1979年发现高血压病人练气功者可使[[脑电图]]α波明显增强。且有一定后续作用。王伽林1980年报导气功对[[胆汁]]分泌也有明显影响。通过脑电图观察认为气功状态下的大脑[[皮层]]活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性过程。邝安坤等1980年报导练功前后血浆cAMP含量变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讨了气功的脑电特点。 {{Hierarchy footer}} {{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该页面使用的模板:
模板:Hierarchy footer
(
查看源代码
)
模板:Hierarchy header
(
查看源代码
)
模板: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
查看源代码
)
返回至
中国医学通史/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础理论
。
导航
导航
最近更改
随机页面
Wiki工具
Wiki工具
特殊页面
页面工具
页面工具
用户页面工具
更多
链入页面
相关更改
页面信息
页面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