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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秦汉时期药物与方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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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header}} 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神农本草经》等反映的药物成就== 《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 《[[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 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 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 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 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等等。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 二、丹药、石药== 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 三、《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在[[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治[[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Hierarchy footer}} {{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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